新冠疫情之下，“云課堂”成為廣大中小學生網上學習的重要渠道，此外，國家法律職業資格考試培訓、研究生考試培訓、職業技能培訓等也大多通過云課堂加以實現，“在線”早已成為一種教育的新媒介。網絡教學如火如荼，但優質課程的著作權卻屢遭侵害，“10元打包購買網課”“一次購買，網盤無限更新”……類似的廣告在電子商務平臺、社交平臺屢見不鮮，花幾塊錢就可以購買售價幾百元甚至上千元的網課資源，商家每日訂單絡繹不絕，而著作權人的權利卻面臨被侵犯的危險。
目前，司法裁判對網絡教學視頻的作品類型界定不一，導致無法有效打擊網絡盜版。一方面，作品類型直接影響作品保護水平，網絡教學視頻作品類型界定不一，使得權利人無法估量維權可獲利益，增加維權結果的不確定性，削弱了維權積極性；另一方面，對侵權人而言，司法保護的不確定性將增加其實施網絡盜版侵權的投機性。
“武漢凱路通網絡科技有限公司與張勇侵權糾紛案”（[2018]鄂民申1732號）中，一審法院將網絡教學視頻認定為口述作品，認為視頻是原告獨立構思并口頭創作而成，授課重點是講解的過程。二審法院改判，認為涉案網絡教學視頻中僅講解的口頭表達部分構成口述作品，因表達具有一定的智力創造性，從作品整體考量其屬于電影作品和以類似電影方法創作的作品（新著作權法已將“電影作品和以類似電影方法創作的作品”改稱為“視聽作品”）。
在“杭州饑人谷教育科技有限公司與張東立、吳一鳴侵權糾紛案（[2019]浙0192號民初7161號）中，法院認定涉案視頻構成錄音錄像制品，認為其是對講課內容的機械錄制，未體現錄制者個性化的選擇和安排，未達到我國著作權對狹義作品的獨創性要求，故作為錄音錄像制品予以保護。
因此網絡教學視頻是否可以納入著作權法所保護的作品范疇，具體以哪種作品去界定和保護，在實務中仍然存在不同的認定。

網絡教學視頻是否構成作品？屬于哪種作品？
首先，網絡教學是教師通過認真備課，融入教師對所講知識的理解后巧妙構思和編排所產生的智力成果。
其次，有的網絡教學雖然沒有回放功能，但教師通過口頭語言形式表達的授課內容，具有采取錄音或錄像方式將其固定的可能，滿足以某種有形形式復制的構成要件。具有回放功能的網絡直播教學，自然滿足以某種有形形式復制的構成要件。
最后，網絡教學視頻是否可以納入著作權法所保護的作品范疇，獨創性的判斷非常重要。對于獨創性較高的智力成果，著作權法將其認定為作品予以保護；對于獨創性較低的智力成果，通過鄰接權予以保護① ，網絡教學視頻亦是如此。
網絡教學視頻可分為“網絡教學內容”、和“網絡教學直播畫面”兩個部分。

就網絡教學內容而言，其包含了教師對于課程的編排和構思，其獨創性表現在不同教師有不同的講課風格，不同教師對課程知識的理解也會存在差異，在對教學輔助資料的選擇上也風格各異，存在著獨特的設計和取舍，因此具有一定的獨創性，可以納入著作權法所保護的作品范疇。根據文義解釋，《著作權法實施條例》第四條關于口述作品的定義，教師通過網絡授課形式以口頭語言形式即興將授課內容表達出來，網絡教學內容構成口述作品。
就網絡教學直播畫面而言，網絡直播教學產生的回放視頻，包含了教師對課程的個性化講解，以及與評論區學生留言的即時互動，形成了連續活動的直播畫面。但是網絡教學直播畫面與體育賽事的直播畫面、網絡游戲直播畫面有所不同。網絡教學直播畫面只是單純地對授課過程進行錄制，無機位的選擇、后期制作的編排、鏡頭的排列組合等。在“鳳凰網賽事轉播案”（[2015]京知民終字第1818號）中二審法院依據著作權法把電影作品與錄像制品分別以著作權和鄰接權進行保護，由此認為電影作品應比錄像制品有較高的獨創性要求?，F階段，大多數學者認為電影作品的獨創性要求比普通作品更高。 因此，②即使網絡教學畫面達到了最低限度的獨創性要求，也無法以電影作品和以類似攝制電影的方法創作的作品，即視聽作品進行保護。結合上文的分析，網絡教學直播畫面只是對教師教學過程的簡單錄制，既沒有對燈光、表演、拍攝技巧等提出較高要求，也不存在鏡頭畫面的選擇、后期剪輯，因此達不到視聽作品的獨創性高度，不構成此類作品。筆者認為，錄音錄像、DVD光盤、磁帶的制作只是口述作品的載體，作品類型并不會因為載體的改變而改變，口述作品被固化后不會產生其他作品類型，認為口述作品經過固定就不再是口述作品，而會轉變為文字作品或其他作品，實際上犯了類型思考基本規則 ③中“子項相容”的邏輯錯誤。教學直播畫面僅僅是對網絡教學所產生的口述作品的復制行為，因此其本質仍然是口述作品，不構成錄像制品。

①孫山：《短視頻的獨創性與著作權法保護的路徑》，《知識產權》，2019年，第4期

②崔國斌：《體育賽事直播畫面的獨創性標準選擇》，《蘇州大學學報（法學版）》，2019年，第4期

③類型思考的基本規則（1）各子項外延之和必須與母項的外延相等；（2）每次劃分必須按照同一標準進行（3）各子項的外延必須互不相容